任继学

任继学，吉林省扶余人，长春中医学院终身教授，历任长春中医学院内科教研室主任，脑病、心病、热病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脑病研究室顾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中医药专业教材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1990年被国家确认为首批、二批、三批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吉林省英才奖章获得者，吉林省荣誉省管优秀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2009年，他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等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1940—1945 从师于吉林省名医宋景峰先生学习中医

1945—1948 在吉林省扶余县第七区人民政府兵站参加革命，从事中医医疗工作

1948—1954 在吉林省扶余县第十六、十八区卫生所从事中医医疗工作

1954—1956 在吉林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

1956—1958 在吉林省中医进修学校从事中医教学工作

1958—1960 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学习

1960—1997 在长春中医学院任内科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中医内科主任、中风病急症临床中心技术总指导、顾问

省长韩长赋与“国医大师”任继学亲切交谈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2、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内科学会委员

3、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脑病研究室顾问、客座教授

4、上海市中风治疗研究中心顾问

5、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

6、河南中医学院急症研究顾问

7、港沪台中医学技术中心顾问

8、吉林省中医学会副理事长

 

任继学

 

中医脑病、心病、肾病的研究。中医急诊医学体系的研究。

 

中医急症医学体系的研究；中医疑难杂症的研究。

 

 

1、曾先后提出肺胀、胆胀、真心痛、脾心痛、厥心痛、时行感冒、虚损性肾衰、急性肾风、慢性肾风等20余种病名及系统的辨证论治理论。对于急性缺血性中风、急性出血性中风等，提出“气血逆乱、痰瘀内结、水毒伤害脑髓元神”的病机观。创立了“破血行瘀、泻热醒神、化痰开窍”的治疗原则。创建了较为完整的中医急诊医学体系。主编我国中医急症第一部规划教材《中医急诊学》，填补了国内空白，推动了中医急症学术的加速发展，专著有《悬壶漫录》、《任继学经验集》。主编《中国名老中医经验集粹》、《汉英双解中医大辞典》。副主编《建国四十年中医药科技成就》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2、先后承担国家科委“中医药治疗缺血性中风的临床及实验研究”、“中医药治疗出血性中风的临床及实验研究”等重大攻关课题，并荣获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证书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临床及实验研究”和“中医药治疗真心痛的临床及实验研究”等课题。研制出醒脑健神胶囊、益脑复健丸,中风脑得平、澳泰乐冲剂、肺宁口服液、反魂草冲剂等10余种新药。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获得吉林省英才奖章；获得2002年度“白求恩奖章”。

 

颜德馨教授给任继学的贺词

1、“肺宁冲剂治疗急慢性呼吸道感染的研究” 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 、“肝炎春冲剂治疗病毒性肝炎的研究” 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3 、“中医药治疗出血性中风的实验研究” 获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

4 、“破血化瘀、泄热醒神、化痰开窍治疗出血性中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5 、“澳泰乐冲剂产品开发” 获延边州科技进步一等奖

6 、“破血化瘀、泄热醒神、化痰开窍治疗出血性中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获国家科技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7 、《中国名老中医经验集萃》 获北京市科技类图书三等奖

国医大师奖章

任老主张融古贯今，溯本澄源，发展中医，尤以《黄帝内经》为根基。学术成果丰硕，其中中医药治疗出血性中风的临床研究，获得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清开灵注射液治疗中风痰热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9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瓜霜退热灵治疗高热成为首批全国中医医院急诊必备用药。任老又主编我过第一部规划教材《中医急诊学》，专著《悬壶漫录》，主编<中国名老中医经验集粹>副主编<建国四十年中医药科技成果>等，并发表“中风病辩治”“脑髓消病的辨证论治”等学术论文。

 

任氏认为：祖国医学浩如烟海，必须持之以恒，勤奋苦读，才能学到中医的真髓。要从浅处起步，妙在浅而易知，从易处入门，从基础开始，逐步由低向高、精、尖发展，要有计划地学习经典著作，如<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等，先是粗读、泛读，了解全貌，找出重点，然后更精细地将诵、释、体会三者互用，深谙医理，探求经旨，最后客观地将所学的知识融汇贯通，施于临床，指导实践。这种由浅入深，从源到流，呈阶梯式递增的学习方法，深为任氏所推崇，他说：“循序渐进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个不能违背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则必有所获，若反之则欲速而不达。”

 

 

医乃活人之术，学不熟何以知医？术不精何以活人！故熟精，是对医者最起码的要求。 任氏强调，医者对医理要博熟精深，对医技要熟练精湛，运用要灵活、准确、精当，因此，要求我们要精勤不倦，深入钻研，对中医重要的理论和经典著作的精辟之处，要熟读背诵，首先在“熟”字上下功夫，“熟能生巧”。只有熟，才能心领神会，窥其奥旨；只有熟，才能抓住要领，妙识通圆。不熟何以精思，不熟何以圆活！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索生智，才能应常变而法不穷，明其理而更显其妙。

 

 

任氏认为，要进一步开拓中医理论的知识面，就要善于研究诸家，因此，要求我们博览群书，博采广蓄，并细心揣摩，反复研究，摄其精要，主张采众家之长补自家之不足，取众家之精华为我所用。他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研究诸家学术，不可因循守旧，要圆机活法，知常达变，师古而不泥古。师古，是先学习，不可不知其说；不泥古，是重取舍，不可尽依其说，要明其理而活用其法以符真义。临证最忌执一方而御百病，要守一法而应万变。他对经方的研究造诣颇深。每临证时，既能执持，又能方圆，十分重视师其法而不泥其方。例如：常用《伤寒论》的方剂，治疗各种杂病，其中的小柴胡汤，原为少阳和解之剂，但他加减化裁后，则用于治疗胃脘痛、呕吐、胁痛、心悸、不寐、咳嗽等各种内科杂证，均能取效。而乌鸡白凤丸是妇科之良药，用于治疗内科病，亦屡获良效。研究诸家，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古人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研究诸家之学说，要辨清是非，舍非从是，以求完善，并告诫我们，读书议论必详审其所以然，而后精思熟虑，方能不被谬说所误。

 

 

任氏不仅精于医道，对其它学科的知识，也研究有素，并常以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所以在临证治病时，周密精实，主次有序，遣方用药，灵活有效。

 

 

祖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历代医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发掘，促进了中医的发展，对人类作出了贡献。面对丰富的医学遗产，任氏认为，只有继承总结，才能发扬光大，继承的途径有二。其一，是先学习，充实自己，然后是文献医籍的整理、研究，祖国医学文献医籍，汗牛充栋，而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大多散见于各种医籍文献中，所以学习、研究、整理这些医籍文献，是继承的关键，是提高的过程，也是发扬光大的前提。 其二，是理论研究要结合临床实际，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研究中医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总结提高，才能发扬光大。从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到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历代医家承前启后，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省长韩长赋等领导与“国医大师”任继学及其家人合影

 

备课认真与否，直接关系到授课的效果。必须要在平时认真看书、学习和积累资料的基础上，认真备好课，对每一堂课，都要认真设计，精心组织，要充分研究教材的内容、难点、疑点、重点及特点，以及教学内容的前后联系。要明确教学大纲的要求，选好讲授的方法，同时还要运用精练、生动的语言。他认为，备课首先要熟悉教材，要字斟句酌，认真推敲，找出各章的重点，对疑难问题要弄明白，并从学生的角度多提几个为什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足取的。 祖国医学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能不能将中医的理论体系继承并传下去，关键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师资队伍业务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的高低，只有教员的素质好，基本功过硬，才能培养出来好的学生。其二，就是课程的设计，是否突出中医特色，是否按中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设，还是想利用其它课程来改造中医，这是关键。当前，提出中医现代化问题，是要深思的，虽然提出此口号，但并不意味着中医理论体系是落后的，因为古今医家都是汲取历代科学成果来发展自己，武装自己，不断发展的。

 

启发式教学，顾名思义，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启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活泼、主动地学习，使课堂形成了真正的“双边活动”。启发式教学，不仅是一种学习方法，而且也应该是教学中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他说，只有启发式教学，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因素，只有启发式教学，讲课才能有感染力，才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加深师生之间的感情融合，思想共鸣。中医学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字义深奥，学习时很难产生兴趣，加之学生中部分人专业思想不巩固，学习就更觉困难。如何变被动为主动，使索然无味的理论，变得有兴趣呢？首先要搞清思想情况，吃透两头，知己知彼，才能有备无患。所谓两头，主要是指吃透教学大纲的要求深度，熟练掌握授课的内容，这是“本”，以不变应万变。另外，对于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作到心中有数，还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作到情况明了，才能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中医要发展，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理论指导实践。中医学来源于实践，并通过实践，逐步升华为理论，继而又用到临床上以指导实践。学生在学校读书，学习目的是先从理论上武装起来，这固然十分重要，但不能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此，我们在临床教学实习中，有目的地让学生独立接诊病人，亲自进行四诊检查和初步辨证论治，最后通过讨论，统一认识，由教师作总结。

 

 

自六十年代始，任继学带领我们医务人员即着手系统研究常见急症，运用中医药手段进行临床研究，对急性缺血性中风、甲亢、心悸、急性咳嗽、外感高热等展开了深入研究，尤其是采用长白山区、吉林西部的道地药材治疗急症。目前已开发了益脑复建丸、抑亢丸、肺宁冲剂、返魂草注射液、木集灵冲剂等一大批科研成果，推广省内外，为吉林省药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医药治疗急症提供了有效的治疗药物。并于80年代初率先在国内开设《中医急症学》等系列学术讲座，后演变为学生选修课，又发展为《中医急诊学》，在中医急诊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方面贡献极大。因其在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与影响，承担了国家第一部国家规划教材《中医急诊学》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丛书《中医急诊学》的主编以及专著《悬壹漫录》、《任继学经验集》等著作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从规范中医急诊学的概念与范围，确立了常见的病因病机，创建的对耳人工呼吸术、脏器脏真病机、权变法等首创理论等方面，以及首次提出的脾心痛、急性胆胀、肾风等十七种新的病症证治体系，其间的脑出血破血行瘀，泻热醒神证治法则、急性心梗从痈论治观点等创建，均是构建中医药急诊学学科体系必不可缺的重大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中医急诊学术与临床工作有重大的贡献。

 

 

广州邓铁涛老先生誉其，“任老博闻强记，脑中有个中医文库，临床上有套真功夫”。南通朱良春赞其：“从事中医教学、科研、临床半个多世纪，精研医理，不尚空谈，结合临床，务求实效，对中医学之奥义，多有阐发，屡创新论，验之临床，疗效卓著。”中国中医研究院路志正评价为“禀学渊深，承继活泉，其德高品良，术业精纯，思敏技巧，学问之日跃，临证之宏验，仰慕者日众，……见解奇新，翔实而实用。”任老学风严谨，治学扎实，曾对中风病予以系统的四次论述，每次均有所发展。如中医“象”学内涵，中医“道”理论，络病理论与临床，肌腠与募原理论，人体三维生理系统阐述，心肌缺血新见解，时疫病毒腹泻证治，太极学理在中医上应用，肝之生理补议，肾的生理病理新见，真心痛的病机观点及治血化瘀，兼调肝肾证治学说，维厥病、解佚病、肺胀、胆胀、脾心痛、脏结、肾风、水毒等创新的病症证治系统，血管性痴呆的“脉舍神”理论阐述以及SARS的中医药理论分析与独特的治疗方法等等，多为国内外中医同道认可，收藏、引用者甚多，对于今后的中医药研究和临床应用之启迪，推动中医药学术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任继学教授基于娴熟的中医理论，治有所本，每于平淡之中多建诊疗奇特之疗效。强调中医要本源于中医，反对中医西化，突出环节突破，立足实践发扬理论，再指导实践。急性脑出血的诊疗历经七五、八五、九五的国家重大科研攻关，终使诊疗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令同行首恳而赞誉，72岁老人72ml脑出血一月纯中药治疗完全康复。对双肾萎缩引发水毒症，继发肾性贫血不仅不补反用络病祛毒之法使肾功复常，贫血纠正。

 

依据“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治疗肾病综合症，肝硬化腹水每见奇效。温补肾阳法治疗顽固性高血压病，心肌炎的祛风通络治法，肾风病从咽论治，消除顽固性尿迟迟不除、糖尿病的“燥毒”病机症治，头风病效方透顶止痛散搐鼻，四君子汤治疗地中海贫血，通达募原法治疗肺热病，二陈汤化裁救治干燥综合征，甘草泻心汤治疗白塞氏综合征等均获治愈之佳效。其先后获取的各级各类奖励有：破血化瘀，泄热醒神，化痰开窍法治疗出血性中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医药治疗出血性中风的临床研究获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清灵注射液治疗中风病痰热症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澳泰乐、肝宁冲剂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等二十余项奖。主编的《中国名老中医经验集萃》获北京市优秀国书三等奖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编著作5部，主编2部。

 

任继学教授的事业心、责任感极强，可谓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地贡献给中医药学术与事业。年近八旬仍每日手不释卷，精心钻研，每年均有新的学术创见发表。现仍带2名博士，培养三届高徒，指导省教育厅主讲教授及省科技厅杰出青年人才计划，五次承担全国名老中医高级讲习班主讲，一直坚持每周二次门诊，一次查房。每年至少三次为全院师生进行专题学术讲座，热心指导中青年人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由其指导的学生现已成为中医药学术的骨干。南征、黄永生、隋殿军、杨世忠等中年人成为博士导，国家新药评审委员，学科带头人，盖国忠、石志超、宫晓燕、王中男等青年人有的被为中国百名杰出两年中医银铜奖，吉林两年科技奖，长春首届两年科技创新杰出奖，有的主持国家科技部863项目，有的主持省科技厅重大攻关课题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示范项目，有的列入吉林省重大人才培养计划，均是中医药事业的栋梁之才！之所以如此，与任老的言传身教、耐心指导分不开的。

 

 

中药的临证配伍，灵活多变，方剂中药物搭配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而药物的用量，对疗效亦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任氏临床用药时，一贯主张辨证要准，用药要精，药味要少，搭配得当，必要时加大剂量，目的在于功效专一，集中优势，直捣病所。 任氏认为，临证时凡是辨证准确，但又久治不愈者，一般而言，多属病重药轻，杯水车薪，是谓不及。或因用药繁杂功不专而力不宏，故而难以取效。因此，任氏认为，必须大胆施用重剂，方能力挽沉疴。

 

１９８９年，任氏曾治一例３１岁的女性肾炎患者，患病６年，历更数医，久治不愈。病人浮肿、腰痛、尿少、畏寒肢冷、恶心纳呆。查体：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任氏诊为慢性肾炎重证。投用土茯苓２００克、白茅根５０克、坤草５０克、肉桂３克、附子１０克、干姜５克、泽泻５０克、砂仁１０克、爵床５０克，以温阳利水。病人服用上药三剂后，水肿开始消退，肢体由寒转温，并根据“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原则，又用“千金鲤鱼汤”加减治疗一个半月，病人痊愈，出院后再服“复肾散”以巩固疗效，至今未犯。

 

任氏对经方的研究，造诣颇深，每于临证时，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小柴胡汤，原为和解少阳之剂，但任氏加减化裁后，用治多种病证，效果俱佳。任氏认为：小柴胡汤中有五味药可以变换，惟柴胡、甘草不可更。并一再告诫我们，方中只要有柴胡、甘草，就具小柴胡汤的原义。张仲景“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的深义，即在于此。例如治咳嗽：虚火者，去人参加五味子、寸冬、元参；有实火者，去人参、半夏，加黄连、黄芩、黄柏；燥咳第二卷１４８者，去人参、半夏，加天冬、寸冬、生地、元参、阿胶；

 

 

任氏认为，凡顽症、痼疾，欲起沉疴，拯危候，必用毒剧之品，方能功效独到，他常说：“人之性命，非同草木，岂有不慎、不明、不辨之理乎！”所以，临证时凡久病不愈者，必用虫类药或毒剧药搜剔病邪，通经活络，气血流畅，其病自愈。中风一证，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不论是缺血性中风，还是出血性中风，而其病机是气血逆乱，上犯于脑。气逆于上，为风为火；血逆于上，为痰为水；为此，中风病人首选水蛭，任氏说：“水蛭最善逐瘀血。”另佐土鳖、虻虫、川芎、苏木。我们临证观察，用水蛭清除血肿，化瘀活络，疗效可靠，对于一身尽肿的病人，则重用蝼蛄、蟋蟀之类，他说：“蝼蛄治水甚效，但其性寒，较为峻烈，虚者慎用。”一般剂量５～１０克，散剂每服１～２克，日服三次。而蟋蟀则性微温，用于慢性肾风之水肿，常有良效。对于顽固性痹证，善用土鳖、蜂房、蜈蚣、地龙、乌蛇等，每每收效。

 

 

任氏善用外治法，认为，外治可补内治之不足，使药力直捣病所，提高疗效。吴师机曰：“外治药中多奇方，学识未到，断不能悟。”他运用外治法，对急证、痛证用之最多，并常收立竿见影之效。

 

１９９０年冬季，任氏接诊一结核性脑炎患者，西药抗痨治疗半月，不效而来我院。当时病人恶心、呕吐、剧烈头痛，舌质微青，苔薄白，脉弦紧，诊为虚劳症，属真头痛，用猫爪草５０克、守宫１条、百部１５克、山慈菇１５克、太子参１５克、党参１５克、熟地２０克、全虫５克、黄精２５克、蒲黄１５克、白蔻１５克、桃仁１５克，水煎服。并用吕祖一枝梅（其中有红矾）外敷印堂穴、太阳穴，约三小时后，局部发泡，病人自诉头痛明显减轻。继用红矾少许，纱布包之塞入耳内，病人头痛又有好转，后又经一月余的辨证调治，病人痊愈出院。

 

心痛包括厥心痛、真心痛，源于《内经》。 厥：同绝，是指阻绝心脉和毛脉不通，血络瘀滞，清气不入，而生心痛。厥心痛是指膻中部位及左胸膺部疼痛。轻者仅感胸闷如窒，呼吸欠畅，重者突然疼痛如刺、如灼、如绞，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四肢不温，甚则昏倒，其重症称为真心痛。正如喻嘉言《医门法律》所言：“厥心痛……去真心痛一间耳。”《灵枢•厥病》说：“厥心痛，与背相控，善，如从后触其心”，“腹胀胸满，心尤痛甚”，“如锥针刺其心”，“色苍苍如死状”，“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该篇又说：“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杂病源流犀烛•心病源流》说：“素无心病，卒然大痛，无声，咬牙切齿，舌青气冷，汗出不休，手足青过节，冷如冰，是为真心痛。内外邪犯心之包络，或他脏之邪犯心之支脉，故心亦痛，此厥心痛也。”《医学入门•心痛》说：“真心痛，因内外邪犯心君，一日即死；厥心痛，因内外邪犯心之包络，或他脏邪犯心之支络。”关于心痛之病名，从《内经》及后世医家还有提出“卒心痛”、《素问•缪刺论》“久心痛”、《圣第二卷１５０济总录》“胸痹”、《金匮要略》“胸痹心痛”、《杂病广要》“足厥阴心痛，足太阴心痛，手太阴心痛，足少阴心痛……”等等。但从临床上看，突然昏厥，四肢逆冷者，正是因为心痛而引发的厥逆，故为厥心痛，其重症即为真心痛，较为恰当。

 

现在临床研究，在古人的基础上又大大丰富了其治法，如活血化瘀法、芳香温通法、宣痹通阳法、滋阴补肾法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将辨证与辨病紧密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中医证的研究，又将现代科学仪器紧密地应用于病的诊断上，使中医在治疗心痛这一急症方面丰富多彩，疗效也十分满意。

 

寒邪犯心：素体心气不足或心阳不振，复因气候突变，寒邪侵袭，以致两虚相得，寒凝胸中，胸阳失展，心脉痹阻。如《素问•调经论》所云：“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于是发为心痛。

 

七情内伤：喜为心志，过喜伤心，心气涣散，血行迟缓，易致血凝，堵塞脉道而成心痛；怒为肝志，肝气内痹，疏泄不利，气滞于脉道，致心脉受损而成心痛；忧思为脾志，过思伤脾，脾气郁结，升降受阻，《灵枢•口问篇》谓“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运化呆滞，聚湿生痰，痰浊壅塞脉道而成心痛。

饮食失节：恣食膏粱厚味，或饥饱无常，日久损伤脾胃，运化失司，饮食不能生化气血，聚湿生痰，上犯心阳清旷之区，清阳不展，气机不畅，心脉闭阻，遂致心痛；痰浊留恶日久，则可成痰瘀交阻之征，病情转顽，故明代龚信《古今医》亦云：“心脾痛者，亦有顽痰死血，……种种不同。”气血不足：劳倦内伤或久病之后脾胃虚弱，气血乏生化之源，以致心脏气血不足，即所谓心脾两虚之证；或失血之后，血脉不充，心失所养，心气虚可进而导致心阳不足，阳气亏虚，鼓动无力，清阳不展，血气行滞，发为心痛；心脏阴血亏乏，心脉失于濡养，拘急而痛。

肝肾亏虚：年老体衰或心阴心阳不足，久而及肾。肾阳不足，不能鼓动心阳，心阳不振，血

脉失于温运，痹阻不畅，发为心痛，肾阴不足，则水不涵木，又不能济于心，因而心肝火旺，更致阴血耗伤，心脉失于濡养，而致心痛。

总之，心痛的病因病机较为复杂，归纳起来，其本虚可有阳虚、气虚、阴虚、血虚，且又多阴损及阳，阳损及阴，而见气阴不足，气血两亏，阴阳两虚，甚或阳微阴竭，心阳外越。其标实自有痰、饮、气滞、血瘀之不同，同时又有兼寒、兼热的区别。而痰浊又可引起或加重气滞、血瘀，痰瘀可以互结，阴虚与痰热亦可互见。阳虚与寒痰、痰饮常常交织，寒痰、寒饮又易损伤阳气等等，复杂多变，临床必须根据证候变化，详察细辨。

 

心痛的诊断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急症心痛协作组制定的“中医心痛（冠心病、心绞痛）急症诊疗规范”标准进行。 以膻中及左胸膺疼痛，突然发作或发作有时为特点，疼痛有闷痛、刺痛、灼痛、绞痛、隐痛等不同，同时可引及胃、咽、肩背、左上肢、心窝等部位疼痛；本证每卒然发生，或发作有时，常兼有心悸、气短等症，多于夜间加重；情绪激动，饱餐之后，劳累过度，寒冷刺激均可诱发；结合现代理化检查协助诊断。

 

心痛应与下列疾病鉴别：胃脘痛：疼痛发生多于食后或饥饿之时，部位主要在胃脘部，多有胃脘或闷或胀，呕吐吞酸，或不食、或便难、或泻痢，而心痛则少有此类症状，多兼见胸闷、气短、心悸等症。

中风又称“卒中”，是内科常见、多发之疾，起病暴速，病情危笃。本病《内经》称之为“偏枯”，历代医家又名为“风痱”、“卒中”等等。汉代张机确立中风之名，并提出了辨证论治体系。

《金匮要略》云：“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后世医家在辨证论治上一直遵此而延用至今。

任氏认为，中风当以出血和缺血而分。缺血者，多中经络，亦有中脏腑者，为瘀塞经络之候，即《和剂指南》“夫中风者，经道或虚或塞”之意也；出血者，多呈中脏腑，但亦有中经络者，乃络破血溢之候也。即古人“中脏则性命危”、“血流入脑”之意也。总由气血逆乱，伤脑损神，使神机失却主宰一身的功能。

 

本病的发生以脑髓为本，脏腑为标，经络为委。任氏认为“心主神明”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总统一身之神魂魄意志，统领脏腑经络、四肢百骸以及气血的生理活动，藉达阴平阳秘之机。 反此则脑与脏腑经络失去协调而为病。

 

然本病的发生，不是一因所致，而是上述多因联合作用于机体，长期不解，造成外有所触，内有所动，体内气血溢乱。气滞则郁，为火为风，血滞则瘀，为痰为水，相互为用，上犯于脑。轻者，经络受损，血脉不利，络脉绌急，血液壅滞，凝结为瘀，则血脉瘀塞，血瘀营津不行，外渗而为痰为饮，使脑髓血液减少，或无血，清气不得入，神机失用而成瘀塞经络的缺血性中风。重者，邪盛正衰，脏气不平，脏气不通，经络不用，致使邪气内痹，正邪相争，形成邪气外鼓，正气内收，一鼓一收，产生攻冲之力，使血液上壅于脑髓，络脉膨胀，胀极则络破血溢则瘀，瘀血中津水外渗为痰为饮，脑髓浸淫肿胀，则为出血性中风。脑之神机欲息致阴维阳维失职，阴跷阳跷失灵，阴不敛阳，阳不化阴，阴阳离而不用，轻者为闭，重者为脱，危者则亡。此即杜铜峰氏所说“邪害空窍为本，风、火、痰、气、血为标”之义。

 

本病有因肝阳上亢而致眩晕头痛之病史，若现突然跌仆昏倒，口舌歪斜，半身不遂，舌强，言謇或失语，甚则神志不清，不省人事者，即可确诊。

 

 

病作之先，病者当久患眩晕，头胀面赤，手足渐觉不遂，或足趾、手指麻痹不仁，言语謇涩，胸膈痞闷，性情暴躁，吐痰相续，六脉弦滑或虚濡无力。

 

 

本病发病急，病情重，标本错杂。因此，立法、处方、用药之前，必须辨明是瘀塞经络证，还是络破血溢证。继察虚实，以别深浅，定出标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赵某某，男，６６岁，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人，１９９２年３月６日就诊。

 

主诉：气短心悸１１年，浮肿不能平卧１年余。

现病史：病人近年来，常觉气短，胸闷痛，不能平卧，尿少，双下肢轻度浮肿，发作时汗出如雨。曾在吉林省人民医院诊断为冠心病，心衰Ⅳ°，常服“速效救心丸”，时好时作。近二周，胸闷气短加重，不能平卧。面汗多，阵咳，咳少量白色泡沫痰，偶夹血丝，尿少、下肢浮肿，四肢凉冷，纳少，恶心。

查体：面色苍白，口唇青紫，多汗，四肢厥冷，舌质隐青，苔薄白，雀啄脉，下肢轻度浮肿。

中医诊断：厥心痛（阳气欲脱，瘀阻心脉）。

治法：回阳固脱，化瘀利水。

方药：炒水蛭５克、葶苈子１５克、赤芍１５克、川芎１０克、附子１５克、泽泻５０克、肉桂３克、桂枝１５克、枸杞子２５克、干姜１０克。

服用上药二周后，症状基本消失，唯觉疲乏，又守前方，随证加减化裁，治疗一月，病人基本痊愈。

［评析］心衰一病，是内科危重症。因此，临证必须详审阴阳，定其病性。体用俱病，阳衰气弱，阴伤血滞，病起危急，急则治标，当调其营卫，祛邪为务。古言气为阳，阳为气之体，气是阳之用，若阳气不振，则心气虚，气为力之本，功之根，心气虚则心动无力，心力内乏，乏久必竭，血行不畅，致使机体内外、局部血虚和血瘀的病理状态，从而心衰作矣。由此可知，心衰的发生，俱心阳不振，为主要病机。日久不复，致心体肿胀。因而任氏重用附子、肉桂意在回阳固脱，阳气足则化气行水，又用炒水蛭、槐花等化瘀导滞，用泽泻、北五加皮以强心利尿等，治疗顽固性心衰，取得了十分满意的效果，为中医治疗急证开辟了新的途径。

 

杨某某，男，８０岁，吉林省长春军分区司令员，于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就诊。 主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２０年。

 

现病史：病人于２０年前患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形体消瘦，服用“优降糖”等西药，而未愈，于１３年前，就诊于任氏。刻诊：多饮、多食、多尿，消瘦明显，疲乏无力，理化检查血糖３６０ｍｇ％（１９．８ｍｍｏｌ／Ｌ）舌质红，苔黄厚而干，舌尖有芒刺，脉象弦滑有力。

诊断：消渴（阴虚燥热）。

治法：滋阴清热，活络导滞。

方药：缫丝５０克、生地５０克、知母２５克、肉桂３克、三棱１０克、莪术１０克、仙鹤草２０克、黄精２０克、枸杞子２０克、花粉１５克、覆盆子３０克。

病人以上方为主，服药近３个月，诸种症状明显好转，血糖明显下降２００～４００ｍｇ／Ｌ（１１～２２ｍｍｏｌ／Ｌ），尿糖（±），患者经调治２０年，带病延年至今，未见合并证，生活自理如常人。

［评析］任氏治消渴，有独到之处，其立论精深、用药独特。

其一，确立病位，重在散膏：一般认为，消渴的病位在肺、脾、胃、三焦。但是，任氏经过临床观察及现代医学理论证实，认为本病的病位在散膏。散膏者，月卒也，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胰脏。

任氏认为：散膏、脾肾共居中焦，为后天之本，可以散发阳气，温煦五脏六腑，为人体气化升降之轴。另外，散膏、脾胃与肺肝肾，在生理上形成了有机的统一活动，从而来维系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这一有机的活动，是指脾胃、散膏的各升降、转输，肺的治节、宣降，肝的疏泄，肾的封藏、开合。又由于经络的络属关系，使上中下三焦相互为用，共同完成，即所谓现代医学的内分泌、代谢系统。所以，消渴的病位，是以散膏为核心，波及了肝、脾、肺、胃、肾、三焦等。

其二，喜用肉桂，阳中求阴。消渴病的主要机制，是以燥为主，燥为火之属，火为热之极，热则伤气。气者，肾气也。肾气伤则阳虚，阳虚不能生命火，命火衰则相火微，相火不足，肝阳失助，肝肾阳虚，故而不能蒸津化液，而致津枯液涸。所以，消渴病临证多以阴虚火燥之候为主。

任氏对本证的治疗，强调不可单纯的养阴补液，治病固本，还要顾及阳虚的一面，因为只有阳旺才能生阴，即所谓善补阴者必在阳中求之。

所以，任氏临证喜用肉桂，一者引火归源，二者阳中求阴，然消渴一症，燥盛必伤阴液，阴虚在本病中，同样不可忽视。阴虚必养阴，阴生则津足，故任氏首选生地、知母相互为用。生地甘寒多汁，清热养阴；知母苦寒凉，下滋肾阴，上清肺火，二者合用，相辅相成。

除此之外，任氏对消渴病的治疗，更有独特之用药，每于方中重用缫丝。缫丝者，蚕茧也，其味甘，性微温，含有丝纤维蛋白、丝胶蛋白。其煎汤能生津止渴，是治疗消渴病之要药。

其三，善用三棱、莪术，以防坏病。对消渴病的治疗，任氏强调，要调整机体之阴阳、水火平衡，脏腑、经络、气血互相协调，消渴之症，以燥为主，缠绵难愈，病久势必阴液干涸，血脉失荣，脉络刚而不柔，血脉不畅，气血循行受阻，血液壅滞，转化为瘀，瘀塞经脉，营津不行，渗于脉外，为痰为饮。反之，瘀血痰饮又作为病因而犯于机体，或犯于脑脉，或犯于心脉，而成合并证，即为坏病。为了防患于未然，任氏对消渴的治疗，常用三棱、莪术，二者皆为祛瘀之药，三棱长于破血中之气；莪术善于破气中之血，二者合用，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破瘀散结之力更强，可用于治疗一切血瘀气结之候。而对于防治消渴病的坏病，更为有效。但本品为破血消伐之品，宁可轻剂、再剂，而不可重剂，要根据病情，中病即止，不可过用，以防伤正。

 

祖国医学将心分为神明之心和血肉之心。前者是指脑神经而言，后者指心脏而言。 心位于“肺下肝上”、“形如未开莲花”。“心为诸经之主……而血脉，脉气流于诸经”。“此一主者，气血之根，生化之本，十二经之网维”。“人心动，则血行于诸经”。所谓肺下肝上，是指心脏居胸腔，大如拳。“左右有肺”，“心尖略向左”，“色赤而鲜”，“体外圆滑，内腔如囊，中有横直膈膜相隔如户如房”，心脏主持血液循环。以肝的疏泄阳气，肾脏的阴精上交于心，借着自然界的诸阳之气渗透于中，转化为心气，在心气的鼓动和神明的调节下，使心脏不断地发生节奏性跳动，将血液输入血脉，循环于机体，然后由全身各处汇集的“各经之血，无不上会于肺”，从而构成机体的大小循环，担负着“食气入胃，浊气（精气）归心，淫经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主呼吸，司清浊之运化”的任务，保证了人的正常的生理活动。

 

 

脑为脏腑中的奇恒之府。奇恒者异于平常也。《素问•五脏别论》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后不泻，合曰奇恒之腑。”脑髓的生成是随着男女交合，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形成胚胎。故《内经》云：“精成而脑髓第二卷１６４生。”《圣济经》亦说：“阳施阴化，胚胎既融，必为有形之始者焉，命门是也。”李时珍也说：“命门……上贯脑。”《圣济经》补充之为：“命门既肇，然后生心、生肺、生肝、生脾、生肾，肾生骨髓。”孙东宿则云：“脑者，髓之海，肾窍贯通脑。”综上可知，胚胎一成，便生脑髓，相继生脏腑，外而皮肤肢体百骸。脑髓形成之初，脑髓左右不分，形体不辨，便是无极，故《性理精义》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所以能生万物，内含精灵之气，是为无极真机。

 

真机者，负阴而抱阳，阳变阴和，则精变为气，气聚成形，形气交感，则形化而脑髓分为左右。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上下者，阴阳之升降也；阴阳者，太极也。故《性理精义》说：“太极本无极也。”因此，脑髓分为左右半球也是一太极，进应万事万物之变。故《性理精义》说：“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柔阳刚，阴舒阳缩，催化脑髓化生出“乃发细络如细腺”（《性原广嗣》）。此细络细脉是神机之元。神机者，“神经”也。

总之，脑髓为藏象组成部分之一，为奇恒、元神之府，神机之源，在生理上以督脉、经络、脊髓为传导、反射之路。脑神之气与五脏之神气，六腑、皮、肌、筋、脉、五官之神气相互对接，进而产生了各种生理活动，使之若一，以协调阴阳气血。阴阳平衡，气得血以濡之，血得气以煦之，方能完成生生化化之功，适应自然对人体的影响，进达内外环境的统一，充分发挥人类的智慧、潜能。

 

肾为人体的重要脏器之一，体俱阴阳，水火之宅，人之五脏六腑、经络的生理活动皆发源于肾。所以，肾是生命之根，精微之府，气化之基。枢之转，以行治节，布精于下；心包络借此枢之运，布津液内护于心；肝借此枢之斡旋，疏泄畅达，藏血于内，调节于中。它与三阳之开、阖、枢相接，构成人体阴阳、五行及气化、水精、津血，出入循行之枢源。

 

肾为联系其它脏腑生理活动之链人体内脏的生理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内外经络、募原相互连接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故《灵枢•海论》说：“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五脏，外络于肢节。”《素问•灵兰秘典论》亦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即是证明脏腑生理活动之整体观。